中国的刻瓷艺术，是中华文明史上的瑰宝，历久弥新。说它久远，可追溯至清代乾隆年间，不过那时只是在宫廷用瓷的底部刻出名章和诗文。时光推移到光绪二十八年(据《古董琐记》)，继邓石如之后，北京的华法(字约三)、景德镇的黎瑛、黎勉亭等始为刻瓷的代表人物。华法曾带过几个学生，如北京的朱友麟与陈紫光、上海的铁画轩、天津的陈古、杭州的贫而乐等。华法和一些京派画家相结合，把以工笔山水为主的刻瓷艺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朱友麟的刻瓷“采菊东篱下”便是有研究价值的传世之作。说它年轻，是它和任何一种艺术门类一样，跨越历史时空的起起落落之后，借力于社会环境和条件，又再度重振起来，伴随着理论研究、艺术造诣、文化现象都有了新的突破，或者说这就是艺海拾贝。基于此，成就了今天的刻瓷艺术历史。

刻瓷艺术的鼎盛时期在山东淄博，已故原山东省委书记高启云同志功不可没。自从被入选为外交部礼宾司国家礼品用瓷以来，它经过了30年的历程。但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年龄的概念，它是从一棵参天大树上飘落到沃土里的种子，阳光和水分又伴随它萌芽、抽条、发花、结果，周而复始。坦言之，在现代中国这个庞大的工艺美术队伍中，自从有了刻瓷艺术的重振与加盟，就廓成了“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的喜人景象。

刻瓷艺术是中国工艺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陶瓷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全国这个作者群体中，有长期从事陶瓷艺术的专家为主力军，有文化界和工艺美术界的热衷者，也有书画篆刻艺术家，更有离政老有所为的酷爱者，一些社团组织依法成立，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为了追求艺术真谛，他们事艺痴迷、寐旦晨兴、不为时好、不为俗扰，炼就了深厚的艺术功力。各类论文、创作体会、点评短文、经验交流不断在各大报刊发表，形成了实践、探讨、再实践、再探讨，唯精唯一的良好局面，取得了灼人大绩。

从20世纪70年代始，刻瓷艺术崭现风华，艺术家们以刀凿代笔，走出国门，触角所及30个国家和地区，在历届国际博览会评比中，一套鲁青瓷刻瓷文具《束云作笔海为砚》，在慕尼黑第三十四届手工艺博览会捧金，并被国内外馆藏机构和收藏家广为收藏。在美国，一次题为《茶与咖啡同杯飘香》的讲课，得到了国外同道的认可，艺事相通，艺无国界。刻瓷艺术无意中担当了中国的文化使者(文化参赞语)，起到了外交官所起不到的作用(外交官语)。

观赏其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各异、中西交融。书画篆刻、人物肖像无所不包。有严谨细微、刀韵娴静之妙，有大刀阔斧、奇崛伟岸之姿，有高古典雅、雄浑深沉之气，有笔墨淋漓、明快洗练之神，有清丽秀健、金声玉间之韵！88岁的艺术大师刘海粟先生曾亲临淄博为刻瓷艺术题诗曰：“岭上红梅得古春，高寒出手气无伦”。1991年11月16日，中国香港孔子文化展期间，96岁高龄的海粟先生乘轮椅参观了刻瓷《孔子及七十二圣贤》、《楷模荫远》，签写了“孔子文化展，影响之大，震撼之深，向所未有”的赞词。

记得有一位作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任何民族的文化，无论在历史上有多么辉煌，倘若后无继者，便只是一片斑斓而沉默的史迹而已，只有后人永远珍爱它，并发扬广大，才能使古代文明转化为现代文明。”

“潮平两岸阔，风正易扬帆。”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刻瓷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及《中国刻瓷艺术》的面世，昭示刻瓷艺术负重致远，在普及与提高，在会、好、精、绝、化的艺术规律中，雕琢自我，镌刻人生，必有佳作奉献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