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刻瓷名家朱友麟氏，现在知道的人已不多，但在五十多年之前，在北京艺术界、在书画篆刻家中，是占有一席地位，颇有声闻的。他是河北冀中人，专以刻瓷为业。清末光绪二十八年，北京成立了一个“工艺学堂”，有刻瓷一科，是半工半读性质。刻瓷科特聘上海当时刻瓷名家华约三为教习，学生约二十人。后学校停办，学生大多均未学成，纷纷改业，只有陈光智和朱友麟二人后来的刻瓷名家。张大千开画展，总请他选其中画刻几块瓷片，配上架子，作为小插屏，同时展出。民国初年，一直是在西河沿劝业场二楼设肆营业，后来因劝业场设肆开支太大，就搬到东琉璃厂西口路南，海王村对门“师古斋”旧址营业。两间门脸，白地黑字匾。东面紧挨文求堂，再往东是王富晋的“富晋书庄”，专卖罗振玉印的书，也是从劝业场搬到琉璃厂的。朱氏与我是一位有父执之谊的老前辈。那时他经常同先父到师古斋去闲谈的事还历历如昨，而俯仰之间，已是四五十年前的旧事了。
　　朱氏刻瓷在枝法上有所创新，是选上好景德镇白釉素瓷，瓷片及各种器皿，用南方刻瓷的钻石刀头和北方钢钻结合，在瓷器釉面上刻出各种印纹，然后再上墨，显出各种花纹，花卉、草虫、翎毛、山水、仕女、人物、无一不能刻在瓷面上，刻时有两种情况：一是以瓷为“纸”，以刀为“笔”，没有稿子，直接在瓷上作画；一是把别人的画，刻在瓷上。如前述所刻大千居士的“渊明采菊图”。记得每次张大千氏画展，均有朱氏刻瓷展出。由于所用工具不同，刻瓷是很费工夫的。画家在纸上的轻轻的一笔，而刻瓷家在瓷上却要用千百刀以上的刀纹，才能表现出同样的艺术效果，真是所谓的水磨工夫了。
　　这壶一面有画，左下角刻两株老柳，两艘船：一艘船上有三人正在小酌，右上角为遥山瀑布，题字为“独占湖光三面好，淡烟疏雨绿杨堤。”神态逼真，刀法较之毫发犹细。犹是七十年前的旧物，岂不可珍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