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大杂居、小聚居”民族分布的格局造就了社会文化环境多以互相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互嵌模式。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已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核心任务，并受到政府以及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政策推进以及学术创新的双重驱动之下，近年来相关的实践范本和理论成果不断涌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非遗技艺往往经济价值无法体现其文化内涵的现象，许多面临着传承技艺与创新风格的困境。淄博刻瓷是瓷器的传统装饰技法之一，融合传统绘画、书法、镌刻等艺术，“以刀代笔、金石韵味”是刻瓷文化的独特内涵。在陶瓷器物上用刻刀与锤的结合进行敲击镌刻，不同的力度、不同的刀头都让瓷器赋予一种“刚柔并济”的效果。藏式装饰纹样则源于藏族人民生活的具体表达，其具有包容性、圆满性等多种文化体现。小到生活日用品装饰，大到建筑房屋装饰，以其浓郁的民族特色、鲜亮的色彩美学，成为中华民族的特色文化之一。传统文化如何用于美育之中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路径，让受教育者了解历史、了解民族、了解文化是民族文化互嵌理论的生动实践。传承与创新从来不是二者悖论，需要研究者有机的进行重构文化元素，挖掘跨文化之间的融合可行性。

二、文化互嵌视域下二者融合的可行性基础

淄博刻瓷技艺与藏式装饰纹样二者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艺术瑰宝，同时都具有极强的审美价值，虽在地缘上相距千里，但是同根同源的中华民族文化根基给予了两种艺术文化互嵌的可行性。淄博刻瓷技艺以陶器为载体，通过对陶器的综合性设计，从而进行刻瓷方案的制定。其中将陶器的器型之美与刻瓷图案的设计之美相结合，形成两者之间新的审美。藏式装饰纹样中植物纹、动物纹、器物纹等都是人们在生活中将所接受的事物进行美学处理，例如：最为常见的吉祥八宝纹样，经过历史的演变其八种图形依旧保持原有的双鱼、莲花、宝瓶、法螺、法轮、宝伞、吉祥结、胜利幢为主体，形成一种视觉传达美好寓意的符号，也是审美价值的体现。两者在不同的领域都有着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人文精神传递，包容性是中华文化的特征之一，多种文化元素在融合的过程中可以相互接纳、相互契合，这为美育价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国家艺术基金刻瓷技艺人才培训项目中，作者在日常基础技艺练习动物作品中，尝试以刀刻出动物的丝毛感，相比传统绘画更具有立体，丝质的毛发触觉。作品《狗》（图1）在圆形陶器上，利用刻刀在盘面上留下长短不一的痕迹，通过刻刀的深浅、角度调整头部、耳朵、身体、眼睛等不同区域的块面，处理出虚实相宜的画面感，凸显出头部中眼神的灵动感，毛发的丝绒感，淄博刻瓷的工艺特点可以非常巧妙的在坚硬的瓷器中还原动物的柔软度，让整体产生“刚柔并济”的效果。

图1《狗》

结合淄博刻瓷的工艺特性与藏式装饰纹样的民族特色，作者进行了《高原之宝》（图2）的作品创作。画面主体是为最为常见的动物牛，用淄博刻瓷中的“刻、点、划”等工艺技法，在瓷器表面呈现出多层次的线条质感，将藏式建筑图形化，增加牛毛的繁复细节，通过牛整体轮廓构图形式，使得刻线虚实结合的视觉效果，保留了刻瓷的工艺辨识度，也是作品元素中跨区域文化互嵌的表象。“牛”这一图像元素在齐鲁地区农耕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而在高原地区牦牛则是高原之宝的象征，通过把建筑元素嵌入“牛”形之中，也是藏式装饰纹样与齐鲁文化的视觉共生，双重文化的审美传递既是对多元文化审美差异的结合，也是通过构图传达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中华美学内核。

图2《高原之宝》

淄博刻瓷工艺特性是可以精准的呈现细腻线条、丰富的层次和立体质感，对装饰性图案的表达提供了技术支撑。藏式装饰纹样其图形相对圆满、繁复，对细节需要较高的表象能力才可以体现艺术魅力。二者之间的互补性，可以让传统工艺发挥出更大的优势，丰富了淄博刻瓷的创新题材，也使得刻瓷作品更具有视觉冲击力与文化辨识度，使得二者之间具备了技术、题材等多方向的可行性。对于美育更是具有非遗活化传承的共同诉求，提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元审美感知能力，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

张俊，广州大学博士后特聘副研究员、广州大学全职特聘讲师、硕士生导师。广东省江门市社科专家库专家、西藏当代陶瓷文化研究院副秘书长。研究领域：藏族传统纹样、工艺美术等。